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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民族事业管理处]在民族美术事业中黄胄的几大贡献论文

更新时间:2018-09-28 来源:招生简章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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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炎黄,意指中国人的祖先黄帝和炎帝;胄,指帝王或贵族的子孙。所谓‘炎黄世胄’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,都是黄帝和炎帝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后代。”听了老师的一席话,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梁映斋立刻决定给自己改名为“黄胄”。从小就立下志向做好炎黄的子孙,为中华民族争气。

  黄胄,作为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位有着巨大成就的人物,他时常说:“我国民族艺术传统是很优秀、丰厚的。继承发扬之,要一辈子不懈努力。”他也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民族,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祖国和人民。

  值黄胄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,作为黄胄的学生和助手,曾与黄胄朝夕相处十多个春秋,亦师亦友、患难与共的全国政协委员、着名画家李延声教授,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,非常推崇地倾谈了黄胄对民族美术事业的三大贡献。

  贡献之一:开创当代中国画一代新风

  黄胄说:“一个时代的画风,不是短时期形成的。像接力赛一样,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师们,也不是偶然形成的,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群体。”李延声说:“黄胄的人物画集中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,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豪感,一种欢快的心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。黄胄的人物画正是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国家、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历史画卷。”

  李延声认为黄胄的人物画最突出的特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:

  首先是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。黄胄长期在大西北生活,创作了大量的西北各族人民的人物形象,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、塔吉克族的少女、孩子、老人,都富有强烈的感染力;所表现的歌舞、劳作、放牧、游戏,既是一幕幕精彩的瞬间,又是一首首美妙的乐章和动人的诗篇。人们都说黄胄把新疆画活了,也画绝了。黄胄塑造的新疆人物的形象,以其热情、奔放、潇洒和豪放的性格,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面貌,给人以极大的感染与振奋,人们往往在画前流连忘返、百看不厌。黄胄人物画通过人民大众的生活,塑造了当代人物的经典形象,既有深度又有广度。黄胄所画的新疆少女、藏族猎手、草原牧民、南海渔民以及勘探队员、解放军战士,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,形象典型而个性独具,有黄胄个人的艺术造型特色,让人过目不忘,历历在目。黄胄的人物画确实是画风清新,独具一格。

  其次是黄胄创造了崭新的笔墨语言。中国画技法中最主要的就是笔墨。历代成功的艺术大师,都在笔墨上有新的创造。黄胄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上,在表现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中,锤炼熔铸了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。黄胄从小生活贫苦,虽然自小喜爱美术,但没有条件临摹很多古画,主要是通过自学在生活中闯出来的。黄胄说:“我学画开始没有临摹的条件,这也有它的好处。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‘闹’,主要是画速写,一边观察一边画,边画边写,以后才学传统的东西。由于没有什么束缚,就敢于放开手画。”黄胄由此创造了自己的笔墨语言,其最大特点是以速写起家而创笔墨之新。中国画的笔墨,首先是强调“骨法用笔”,强调毛笔线条的表现力。黄胄就是将速写与中国画笔墨很好地结合起来了。

  黄胄的中国画人物画从表面上看似乎很“乱”,但从总体去看乱而不乱,形象非常准确生动,充满激情,其线条刚劲、有力。为了强调动感和力量感有时强化成直线,连续的直线因为是带着感情和力量的,又充满节奏和韵律,所以也很美。这不同于古人的“十八描”中的任何一描,成了黄胄的独特线描———“黄家描”。

  黄胄在写生中特别注重研究,抓住对象的特点和本质为创作做充分准备。黄胄画驴为一绝,世所公认,而他画的骆驼、牛、马、犬、猪、鸟、鹰、鹤等等,也无不状物写心,精到无比。

  第三,黄胄作品创造了崭新的意境。黄胄坎坷的一生经历,艰难困苦,但他的作品却具有一种美好和抒情诗的意境,清新、欢快、潇洒、豪迈、气势磅礴。诗言志,画抒情,黄胄是尽情地抒发了人民勤劳勇敢、努力建设家园、实现美好理想的豪情壮志。他将个人的情感与人民、民族、国家紧密相连,给人们以美的享受,是真善美的,其感情是真实的,其用意是善良的、美好的,其形象也是美的,所以既有很强的现实感召力,又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。

  贡献之二:精心建设中国画研究院

  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说:“建中国画研究院,必须选一个有能力又肯实干的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。所以我选了黄胄。”黄胄说:“中国画创作应该掀起一个新的高潮,希望中国画研究院联络海内外有成就的艺术家,共同为中国画的发展进行探索、树立典范。”1981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,文化部宣布由李可染任院长,蔡若虹、叶浅予、黄胄任副院长,日常工作由黄胄主持。

  李延声介绍说,从1981年9月6日中国画研究院正式破土动工,到1983年9月基本建成。这两年多的时间,黄胄与李可染、蔡若虹和叶浅予几位院领导共同筹划、研究建院方案,多方征求老画家的意见,认真组织设计和解决施工中的难题,使基建工作顺利进行。为了节省经费,黄胄拄着拐杖、拖着麻木的病腿,跑了许多设计、工程管理和施工部门。为了解决展览厅的钢架、玻璃等材料,他亲自到上海去订购。研究院的庭院需要太湖石,买真的太湖石价格高,黄胄亲自到京郊延庆、怀柔去选石头。考虑画家创作大幅画的需要,黄胄与设计人员共同设计了大画室中电动升降大画板,这在北京至今恐怕还是独一无二的,我创作的大型中国画《魂系山河》,就是在这块电动画板上完成的。黄胄还带我到石家庄选购画室需要的床单、被单。因为当时买布要布票,河北是黄胄的家乡,特别给予照顾。黄胄曾亲自跑广州、天津等城市为建院选购其它材料。在1988年一次会议上,作为首都规划专家的刘迅先生曾说到:“可以说,没有黄胄同志的努力,就没有中国画研究院的今天。”

  中国画研究院建立后,各省、市甚至县都先后成立了画院。中国画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。在20世纪80年代,中国画研究院的建立在美术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  贡献之三:全力打造炎黄艺术馆

  黄胄说:“我们筹建炎黄艺术馆,就要有一种炎黄精神。什么是炎黄精神?就是炎黄子孙一代代不断繁衍、不断开拓、不断创造的精神。”李延声说:“在筹建炎黄艺术馆最艰难的日子里,黄胄执着地要为民族、为国家办这件好事。他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,凭着不折不挠的炎黄精神,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业绩。”

  李延声介绍说,1985年、1986年和1987年,黄胄连续在国内外举办画展,在海外参观了许多博物馆,得到了许多启示。有一次,黄胄对我说:“有条件时,我们自己办一个画院。”1986年底,黄胄从新加坡举办画展回来,又在谈论建立一个民办艺术机构的事情。建画院、博物馆、艺术馆?总之,应建一个能展览、收藏、研究、创作的实体。这时中华大地开始迎来了改革的春风。1987年春天,黄胄对我说:“咱们下决心干这件事了,叫什么名字呢?你先考虑一下。”开始考虑时也有“画院”这名称,黄胄说:“用画院这个名使人误会好像就是中国画研究院了。我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促进民族美术事业干点实事,还是称艺术馆或博物馆吧!”黄胄还谈到,有一些着名画家去世后其家属为争遗产闹纠纷、打官司,有的孩子将老人留下的古代文物、字画拿去倒卖。我们用民办的方法建博物馆,也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为国家多保护一些珍贵的文物、字画。这于国、于民、于家都有好处。当时黄胄就表示,博物馆建成后就将自己的代表作及收藏捐赠该馆。

  馆名经过多方征求意见,黄胄最后定名为“炎黄艺术馆”。黄胄的精神感召了众多的海内外仁人志士,更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,终于在1991年9月28日向世人展示了具有现代化的、民族形式的、多功能的、90年代建筑风格、民办公助的艺术殿堂。艺术馆开馆后的六年中,黄胄付出了全部的精力,举办了多次具有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的、高层次的展览及艺术研讨会,得到了世人的好评,也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、国际知名人士及着名专家学者的关注。黄胄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余生,最后累死在病床上。

  刘海粟说:“筹建这样一个民间艺术馆是时代需要的,这确实是当今高水平的艺术馆。”李可染也说:“艺术馆应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,建筑本身就是艺术品。另外展厅要安静、要藏,曲径才能通幽。”蔡若虹、华君武、黄苗子等也都提了很好的建议。李政道说:“这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,是很有意义的。”周光召说:“我们中国目前太缺少这一类能教育民众、启发民族自尊心的文化机构了,让文化来凝聚我们这个民族,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。”

  中央领导一直很关心炎黄艺术馆的筹建工作,李瑞环同志在任期间曾先后三次到工地视察。他当时很激动地说:“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心血捐给人民,很多事情还要自己操持,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少有的。这是很了不起的,值得珍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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